四個月前，成都剛畢業的女大學生張潔初次踏入社會，要在成都租住2個月，蛋殼公寓的中介向她推薦說，蛋殼公寓可以租住2個月，月租1030元，但合同簽一年，2月后不租可轉租離開。

　　辦手續時，中介一直催促她簽合同，協議沒看完，就被催著稀里糊涂地簽了字。中介連哄帶唆地教她操作了一番手機，最后，她發現自己背上了一年期的微眾銀行貸款，總額12360元。

　　兩個月后，到了張潔預想退房的時候。但中介又告訴她，不能退，若要退，要補繳2000多元各種費用。她發現，租房一年的房租早已經由微眾銀行一次性轉給了蛋殼公寓。即使她退租了，仍要繼續還銀行貸款。

　　她和中介爭論了幾次，就被拉黑了。

　　這是一段來自“紅星新聞”的報道。

　　長租公寓，大概是很多年輕人第一次被割韭菜。

　　這樣有當韭菜潛力的還有千千萬萬。9月份社科院發布的《房地產藍皮書：中國房地產發展報告No.17(2020)》就指出，“90后”及工作年限3年以下人群是租房的主力人群，尤其年齡在21~30歲的租客占比最高，是租房總人群總比的61.3%。

　　雷慢也租房，雖然沒能做成長租公寓的韭菜，但在他們眼里，我們這批人大概是最好割的。

　　因為住房的剛需，2015年之后，長租公寓興起，2016-2017年經歷了擴張期，2018年迎來爆雷潮。2020年8月以來，杭州、上海、深圳等地，7家長租公寓爆雷或跑路，留下數以萬計的租房人和房東在風中凌亂。

　　究竟是什么樣的妖孽商業模式，在中國的大地上橫行呢?

　　9月，上海長租公寓“寓意”拿著租房人的租金、欠著房東房費人去樓空。一個7月份剛簽完合同的租房人說，他一次性付了一年房租，以2600元/月的價格租下了房子，才住了不到兩個月。后來“寓意”人去樓空，租房人和房東一起維權時，兩方一對臺詞，發現“寓意”給房東的房費是4000元每月。

　　這種商業模式，在長租公寓市場上的行話叫做“高收低出”，高價收房，低價出租，是行業普遍的做法。模式自然是虧損，但目的是為了搶占原有租房市場，因為大多公寓都想放長線釣大魚，即用當下的虧損占領市場后，獲得議價權后，再考慮提價盈利。這種行為成本很高，大多要靠燒錢支撐，商業模式本不可持續，明知不可為而為，是典型的“非蠢即壞”。

　　“非蠢即壞”的先輩很多，比如共享單車大戰，和P2P網貸。

　　這種玩法死傷概率太大，除了本身就虧損的拿房手段，裝修、維護、運營，都是很重的運營成本。經濟學邏輯告訴我們，重資產運營，需要很強的資金周轉能力。但長租公寓們又拿不出太多的錢，或者是不愿拿自己的錢去賭明天，于是想出了一個轉嫁風險的辦法：拿用戶的租金去燒。長租公寓市場稱它為模式創新，行話叫“長收短付”。雷慢畫了一張圖：

　　“長收短付”本來是長租公寓市場不肯好好做信息中介，編出一套創新的行話，挖了一個資金池，大捆大捆地收租戶租金，小張小張地給房東房費，是一個過度金融化操作，要是僅僅這樣，還不至于鬧出太大的亂子，但這個“資金池”被放血放得太厲害了，長租公寓既要拿了租金去填虧損、撐運營，又要拿去燒、圈地，拿更多的房。于是放血太多，補血太少，資金鏈就斷裂了。

　　這種打法，并不需要自己創新，ofo的戴老板，以創新創業之名，拿著雷慢這樣的人99元押金去燒市場，燒得只剩下一堆破自行車，也還是逍遙自在著呢。

　　世上不懂金融、沒有能力而做“資金池”的人，十有八九要資金鏈斷裂。就是對金融略懂的P2P做資金池，6000多家如今也死得只剩15家了。但長租公寓禍害得比P2P更厲害，P2P還單單是禍害出借人，長租公寓不僅禍害租房人，還禍害房東。

　　2018年8月，我愛我家副總裁胡景暉就炮轟長租公寓說：如果再繼續高價收房、重裝修，繼續違規的N+1出租，

　　“會出現比P2P爆倉厲害得多的后果。”

　　他說這話后不到一周，杭州長租公寓“鼎家”辦公地就人去樓空了，4000戶交了一年房租的租戶和無數沒收到房費的房東成為受害人。

　　最可怕的是，長租公寓爆雷，引發了一個互害的社會局面：房東因為沒收到房租而驅趕房客，房客因為交了房租被驅趕而怨恨房東。而那個引發矛盾的，一拍屁股已經跑了。

　　長租公寓利用資本和商業模式，將風險轉嫁給了租房人和房東，這種轉嫁模式是有階級性的，初出校門的學生，或者說租房人本是底層，和據有房產的階層隔了一道鴻溝。長租公寓爆雷，加大了兩個階層群體的矛盾和隔閡。這一現象，在前幾天“外賣系統算法壓迫外賣員”的輿論潮中也出現過，在那里，資本利用算法和系統把風險轉嫁給底層外賣員和消費者，讓消費者和外賣員在矛盾中互害。

　　社會總是在思潮中演變的，一戰后滿是怨恨的德國社會，最終將納cui推上了執政臺。從P2P網貸到共享單車、長租公寓，我們這樣把創新當鐮刀使，逮誰割誰的商業行為，進而引發社會階層互害，又能吃著什么好果子呢?

　　注：文中“張潔”是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