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在第56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傅瑩針對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封殺”華為的問題，有禮有節侃侃而談，詰問佩洛西“您真的認為民主制度這么脆弱?華為區區一家高科技公司就能威脅到它?”

　　華為事件從孟晚舟被扣押，已經紛紛攘攘兩年時間了，華為公司一直在西方法律框架下尋求解決途徑。對比戈恩從日本潛逃事件，這是很有意思的參照，戈恩動用各種手段逃離日本后，公開聲稱“我逃離了不公和政治迫害的境遇。”而相信西方民主法治、并嚴格遵守所在國法律法規的孟晚舟依然被限制人身自由，而且她身后的華為，卻又迎來了美國羅織罪名的新一輪“封殺”攻勢。

　　是針對孟晚舟、還是針對華為、還是針對社會主義制度?當認真閱讀《美國陷阱》后，會讓我們得出“美國優先”的結論，但是這種優先真的是“自由優先”“民主優先”嗎?以美國體制而言，兩黨從來都是為相互“反對”而存在的，然而在針對華為上保持了突出的一致性，這應該是針對共同“敵人”的狀態。把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民營企業上升為國家戰略打擊對象，華為作為一家跨國民營企業，沒有軍事力量支撐、沒有政治話語權力、沒有社會群眾基礎，為何能吸引美國這個“老大帝國”的重點關注呢?

　　跳出意識形態，跳出政治體制，跳出商業競爭，我們抽絲剝繭可以看到，讓西方懼怕的是華為的“基本法”，這才是資本主義懼怕華為的真正本質。國家體制強大，它也要受經濟基礎影響，東西方看似是政治體制的對立，本質上是經濟主體的不同，是公有資本與私有資本的對決。在這方面，社會主義作為新生制度，不可能徹底脫離資本主義，在初期階段的持續探索中，我們改革開放除了讓人民吃飽飯、享受豐富物質生活的同時，就是在制度開放上，一直在有意開放市場，接受私有資本的“侵襲”，在社會主義國家里給私有資本生存空間，并在私有資本的不斷“侵襲”中，壯大完善公有經濟制度的肌體，增強公有資本對私有資本的免疫能力。這就像是病毒入侵一樣，當免疫能力提升時，我們就無視病毒了。私營經濟、民營企業、混合制度，包括這次中國與美國貿易戰要求開放的金融市場，說到底，這都是資本主義經濟向社會主義經濟的“滲透”。在這點上，我們黨有清醒的認識，從黨的報告中，非公經濟從有益補充到重要組成，這不是腦袋一熱的決策，這是改革開放幾十年的經驗積累。想想當年廣州的白天鵝賓館，如果沒有長遠的開放眼光和戰略定力，怎么會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完善的今天?!

　　在西方認為很容易分清私有資本和國有資本的時候，特別是以國家為主體的背景下，交流與合作已經相對穩定，大家都以賺錢為目的，相互安好。但是華為作為一家民營企業，采取社會主義的模式，形成了企業內部的“基本法”，真正把企業改造成了全民所有制經濟體，這對企業來說，是社會主義思想在推動企業成功上的巨大創舉，更是以任正非為統領的一班人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探索實踐的重大成果。我們強調企業家精神，不只是創造財富，更是要改變社會，從這點來說，任正非這步走在了時代前列。

　　但華為這種企業模式，對于以華爾街為首的私有資本，無疑是最可怕的敵人。“基本法”讓企業從上到下形成了真正的“民主”，讓員工真正成了企業的主人，讓企業實現了“自由”發展。這對私有資本的沖擊太直接、太顛覆，它已經習慣了用資本左右政治，來實現大股東的利益訴求，當它要成為大家共同的資本時，它會認為喪失了左右世界的“權力”。這就是企業的共產主義，對資本主義企業來說，這比對付社會主義國家更緊迫、更直接、更重要。它的模式如果走進資本主義世界，是要比槍炮和說教更危險的事兒。所以說，西方政客們，天天說“中國威脅論”，但是心里他們根本不怕中國政府。因為國家之間是綜合國力的對峙，但是企業不一樣，這與NGO社會組織也不一樣，它會以企業模式，把社會主義運行機制直接帶入現實社會，這是直接的變化，這才是對私有資本最大的威脅。由此，對華為的“封殺”，絕不是美國式的“自由和民主優先”，歸根結底是“私有資本優先”。因為華為的運行模式，已經打破了西方設定的“自由、民主”，用實踐證明了公有制度的“自由、民主”更具生命活力。

　　關于私有觀念，人類社會的土壤一直“肥厚”。因為人的本性就是自私的，基因就決定自私是特性。懼怕公有的是什么人?是私有資源高于其他人群的所謂精英人群。我們吃了“越窮越光榮”的極左之虧后，提出了“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先富這些人享受了政策“紅利”后，為啥會忘了后面那句“以先富帶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就是因為自私的本性。李嘉誠的“逃離”，就是私有資本的逃離;先富那部分也逃離的人，同樣也是私有資本的逃離。這些人說白了就是有“私念”沒“公心”，這都是初級階段的必然，雖然看不慣，但也要理解。畢竟是按勞分配的階段，距離按需分配還有很長一段路。華為不也一樣有逃兵叛將嗎?但它不是用事實證明了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嗎!

　　西方懼怕華為，說到底，就是他們根本沒做好資本主義“改革開放”的準備，他們只想改變別人，從來沒想過自己改變，無論是主動的，抑或是被動的，雖然他們一直強調他們是開放的!華為“基本法”下的企業運行，是市場經濟里的“社會主義”，對于資本主義經濟市場，它還真比社會主義國家更可怕。

　　【補充閱讀】

　　2月14日，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在本年度慕尼黑安全會議的首日活動中講話稱，“中國正試圖通過其電信巨頭輸出其‘數字專制’，威脅對那些不接受他們的技術的人實行經濟報復。美國通過把華為納入我們的‘實體清單’，限制其與美國公司交易而承認它是國家安全威脅。各國不能為了財務上的方便，而把我們的電信基礎設施割讓給中國。”

　　她還說，“由一個并不跟我們共享價值觀的政府主宰5G通信線路，這是最陰險的侵略形式。”

　　中國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前外交部副部長傅瑩站起來說：“就我所知，世界運作的方式是，技術是一種工具，自從中國40年前開始改革后，引入了各種各樣的西方技術，微軟、IBM、亞馬遜，他們在中國都很活躍。自從我們開始1G、2G、3G和4G以后，所有的技術都來自西方發達國家，而中國保持了它的政治體制，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體制取得了成功，沒有受到技術的威脅。”

　　并反問佩洛西：“可為什么如果把華為技術引入西方國家的5G，就會威脅政治制度呢?你真的認為民主制度這么脆弱，華為區區一家高科技公司就能威脅到它?”

　　美媒稱，傅瑩的提問引來觀眾席熱烈的掌聲。

　　隨后，佩洛西不依不饒地對“在座鼓掌的人士”大言不慚地說，“華為是通過逆向模仿美國的創新技術起家的，這是他們起家的主要方式之一……如果想讓信息自由流通，如果想建立一套涉及尊重人權等方面的集體意識，就不要靠近華為。”

　　最近，美國又想出新的名目瘋狂打壓華為——美國司法部以涉嫌敲詐和密謀竊取商業機密為由，對華為發起新一輪指控。

　　華為為此發表聲明說：

　　“一段時間以來，美國政府接連利用立法、行政、司法、外交、輿論等手段對華為進行打壓。一個超級大國動用國家機器，全方位持續打壓一家私營企業，破壞其正常運營，這是史無前例的。美國司法部對華為的新增指控是這一行動的繼續，是對華為進行的政治迫害。

　　這些指控完全沒有新意，而是基于過去20年華為與其他公司已解決的民事糾紛。這些民事糾紛或已經由雙方和解，或已經過訴訟程序解決，有一些已被聯邦法官或陪審團駁回。在這些糾紛中，華為沒有一次被認定惡意竊取知識產權，也沒有一次被要求承擔侵權賠償責任。美國司法部將這些已經解決的民事案件上升為刑事案件，是受政治驅動的選擇性執法，同時也不符合普遍的司法慣例。

　　企業在全球化經營中出現知識產權糾紛是普遍現象，根據公開數據，從2009至2019年，蘋果公司的知識產權訴訟為596起，三星為519起，華為是209起。美國司法部堅持以行業內常見的知識產權民事糾紛為由對華為提起刑事訴訟，這是美國政府對華為先進性技術的抹黑、打壓和詆毀行為，根本目的是為了打擊和遏制華為在全球的領先優勢。

　　沒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靠偷竊領先世界。截至2018年底，華為累計獲得授權專利87,805項，其中有11,152項是美國專利。自2015年以來，華為獲得的知識產權收入累計超過14億美元。除了自身專利外，華為累計對外支付超過60億美元專利費用于合法使用其他公司的專利，其中近80%支付給美國公司。

　　華為沒有任何一次產品成功、任何一項技術突破是通過竊取商業秘密獲取的。華為的發展，依靠的是30年持續不斷的巨額研發投入和全體員工的辛勤付出，依靠的是客戶、供應商和合作伙伴對華為的信任和支持。

　　打壓華為并不能讓美國更先進，不斷重復的謊言也無法變成真理。我們相信法庭會基于事實和證據做出公正判決。”

　　華為CEO任正非在2019年8月接受美國媒體采訪時說：“我們認為，(美國實體清單)取消是不大可能的，華為做好了長期不取消的準備。”果不其然，美國對華為的打擊狠招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