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一再證明，每當個人數據被跟蹤和存儲時，總是存在被濫用的風險。

　　當地時間6月24日，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了“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這意味墮胎對數百萬美國人來說變成了一件非法的事情。

　　隨著墮胎已經或即將在美國十幾個州成為非法行為，并在更多州受到嚴格限制，擁有海量用戶數據的大型科技公司，正面臨著限制這種追蹤和監控的新一輪呼聲。另一種擔憂是，執法部門可能會利用這些數據來對付尋求終止意外懷孕的人。

　　總部位于華盛頓的數字權利非營利組織“民主與技術中心”(CDT)的總裁兼CEO亞歷山德拉•里夫•吉文斯(Alexandra Reeve Givens)表示：“在數字時代，這一決定為執法部門和私人懸賞者打開了從美國普通人那里尋求大量私人數據的大門。”

　　此外，在“羅訴韋德案”被推翻之前，隱私權倡導者和科技從業人員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大型科技公司是否會通過與警方共享用戶數據來幫助針對墮胎的訴訟?

　　科技公司已經收集了數十億人的海量數據。世界各地的政府和警察部隊也越來越多地瞄準這龐大數據池，向這些公司發出搜查令，提取數字證據，以支持調查和起訴。

　　多年來，隱私倡導者一直對這些海量的數據“寶庫”表示擔憂，因為它充滿私人信息、政治背景，甚至是敏感的健康數據。如今，此類信息可以用來發現、逮捕和起訴那些墮胎或教唆墮胎的人。為此，一些科技公司的員工紛紛呼吁公司采取措施保護用戶。

　　擔憂已在上演

　　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直到今年5月，任何人都可以在全美600多個計劃生育網站每周購買客戶的大量數據，只需160美元。這些數據包括患者的大致地址、收入等級、在診所度過的時間，以及人們在就診前后去過的最多的地方。

　　這一切之所以成為可能，還要得益于一項美國聯邦法律，即1996年的《健康保險攜帶和責任法案》(HIPAA)。該法案雖然能保護醫生辦公室中醫療文件的隱私，但保護不了第三方應用程序(App)或科技公司收集的個人信息。顯然，如果App把數據分享給第三方，就有濫用的風險。

　　2017年，密西西比州一名黑人婦女拉蒂斯•費舍爾(Latice Fisher)因流產尋求醫療服務后，被控二級謀殺罪。

　　民權律師、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研究員辛西婭•康蒂-庫克(Cynthia Conti-Cook)在她2020年的論文《監視數字墮胎日記》中寫道：“在接受醫務人員護理的同時，她(費舍爾)也立即被懷疑犯下罪行。”費舍爾對護士的陳述、醫療記錄和胎兒尸檢記錄，都被移交給了當地警方，以調查她是否故意殺害了自己的胎兒。

　　2018年，費舍爾被控二級謀殺罪。如果最終定罪，可能會終身監禁。后來，謀殺指控被駁回。對她不利的證據，包含她的在線搜索歷史中，包括如何誘導流產，以及如何在網上購買墮胎藥。

　　辛西婭在她的論文中寫道：“費舍爾的數字數據為檢察官提供了一扇‘了解其靈魂的窗口’，以證實他們的結論，即她不希望胎兒存活。”

　　這并不是個案。2019年，檢察官在一次審判中展示了一位年輕的俄亥俄州母親的瀏覽歷史。在審判中，她被控殺害和埋葬自己的新生兒。布魯克•斯凱勒•理查森(Brooke Skylar Richardson)的辯護律師表示，嬰兒是死產。理查森最終被判謀殺和過失殺人罪罪名不成立。

　　但檢察官辯稱，她殺害了自己的女兒，部分原因來自理查森的互聯網搜索歷史，其中包括一個關于“如何擺脫嬰兒”的查詢。最終，理查森被無罪釋放。

　　科技公司將成為幫兇?

　　伯克利法學院法學教授凱瑟琳•克倫普(Catherine Crump)對此表示：“數字證據改變了美國刑事調查的方式。“網上沖浪”會留痕，這就可能成為墮胎調查中的證據。”

　　克倫普認為，科技公司幾乎肯定會遵守州法律，根據法院的要求交出這些信息。但這樣做的同時，他們應該對用戶和公眾保持透明，并披露他們收到了多少與墮胎相關的法院命令。

　　基于科技公司公布的數據，過去五年里，除了微軟，他們在美國接到的來自執法部門的數據請求都翻了一番。去年1月至6月，谷歌處理了50907個請求，幾乎是2016年同期的四倍。在這些請求中，約82%的請求導致谷歌分享了一些信息。

　　這些公司表示，請求過于寬泛時，他們會反擊，只提供法律要求提供的信息。目前為止，還沒有哪家公司在其公開聲明中具體提到墮胎。

　　Facebook發言人安迪•斯通(Andy Stone)稱：“我們會仔細審查政府對用戶信息的所有要求，并經常予以回擊，包括在法庭上。我們只根據適用法律和我們的服務條款，回應執法部門的信息索求。并在任何允許的情況下，向用戶提供通知。”

　　谷歌、蘋果和亞馬遜尚未回復記者的置評請求，而微軟拒絕發表評論。

　　員工雖抗議，企業早已麻木

　　墮胎在美國已合法近50年，如今，“羅訴韋德案”被推翻引發抗議，并重新引發自由派人士要求民主黨人采取行動的呼聲，包括增加最高法院法官數量，以及結束參議院的拖延策略。當然，這場法律戰還沒結束，猶他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官已暫時阻止墮胎禁令生效。

　　過去，曾有一些員工運動在公司內部獲得支持，并推動管理層做出改變。在2018年的抗議活動之后，谷歌停止了與五角大樓在軍事人工智能(AI)方面的合作。同年，谷歌的一名員工罷工，促使谷歌放棄了“要求員工通過仲裁解決性騷擾指控”的政策。亞馬遜員工對亞馬遜在加劇氣候變化方面的作用進行了抗議，而蘋果員工也發起了一場名為#AppleToo的運動。

　　之前，圍繞多樣性倡議或內容審查政策的爭議，已在科技公司內部引發了激烈討論，包括泄露同事的個人信息。但一直以來，墮胎權并不是員工們討論的重點。而且，許多員工表示，公司對抗議的反應變得不那么積極，這導致有些員工已經麻了，“聽天由命”。

　　一位知情人士稱，在最高法院做出“墮胎非法”的裁決后，谷歌的一些員工在一個內部論壇上要求管理層重新考慮其數據共享和收集流程，但經理們沒有回應。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類似的對話也發生在微軟的內部交流平臺上。一些員工表示，微軟應該采取更強硬的立場，保護其數據不被用于墮胎起訴。

　　當地時間6月27日，亞馬遜的一名員工在內部發布了一份請愿書，呼吁立即采取果斷行動，反對最高法院的這一裁決，因為它對基本的人權造成了威脅。

　　截至6月28日上午，工人請愿書的簽名人數已達727人。工人們要求亞馬遜譴責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發起墮胎權抗議，將捐款贈給墮胎支持團體，允許居住在“觸發法”所在州的員工搬遷，停止在這些州的業務，并停止向反對墮胎的政客或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

　　但截至6月28日晚上，管理層尚未對請愿書的要求做出回應，盡管亞馬遜多元化、公平和包容(DEI)團隊的一名成員已將該帖標記為“正在審查中”。

　　據悉，一名員工在請愿書的評論中寫道：“亞馬遜有足夠的資源讓情況變得更好。我們靜坐的時間越長，做得越少，我就越不信任公司。”

　　其他一些員工則對亞馬遜的回應提出新的質疑。有員工問，亞馬遜的醫療保健計劃Amazon Care和Amazon Pharmacy，是否繼續向客戶提供藥物流產或緊急避孕;還有員工問Alexa用戶數據是否也將被警方索取。

　　微軟和谷歌員工則在公司的內部留言板上，表達了對公司管理層保持沉默的不滿。Facebook的一些員工同樣對公司高層的冷漠感到憤怒。

　　一位知情人士稱，自5月份一份草案版本泄露以來，Facebook領導人就已經開始討論回應該決定的法律策略。

　　盡管如此，Facebook目前尚未公開其計劃。而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對于公司的態度，他們無法在內部進行自由、公開地討論，因為Facebook已限制在內部討論墮胎問題。這些限制導致員工不得不在公司之外的渠道上討論墮胎問題。

　　美國科技公司“回避”墮胎權問題

　　總體來看，科技公司一直試圖回避其用戶關心的墮胎問題。一周已過去，美國科技巨頭保持沉默，沒有針對人們的質疑給出答案，也沒有說明，將如何與執法部門或試圖起訴尋求墮胎的人的政府機構合作。

　　6月25日，四位民主黨議員呼吁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調查蘋果和谷歌，稱這兩家公司通過收集和銷售手機用戶的個人信息從事不公平和欺騙性的行為。

　　議員們在信中表示：“蘋果和谷歌通過在其移動操作系統中置入特定的廣告跟蹤ID，故意為這些有害行為提供便利。尋求墮胎和其他生殖保健服務的個人，特別容易受到隱私傷害。”

　　對此，蘋果和谷歌尚未發表評論。

　　政府和執法部門可以傳喚企業提供其用戶數據。通常，大型科技公司的政策表明，這些公司將遵守與墮胎相關的數據索求，除非他們認為這些要求過于寬泛。Facebook母公司Meta就表示：“只有在我們確信‘法律真的要求我們這樣做’的情況下，才會遵守政府對用戶信息的索求。”

　　雖然如此，網絡權利倡導者還是表示這遠遠不夠。

　　“民主與技術中心”(CDT)總裁兼CEO吉文斯稱：“在這種新環境下，科技公司必須加快步伐，在保護女性數字隱私和獲取在線信息方面發揮關鍵作用。”他們可以加強和擴大使用隱私保護加密技術;限制可能揭示懷孕狀態的信息的收集、共享和銷售;以及避免使用“可能推斷出哪些用戶可能懷孕”的人工智能工具。

　　“失聲”的科技巨頭，身陷多事之秋

　　科技巨頭們的內部不滿，與他們同時面臨聯邦和州當局的大量訴訟，以及旨在削弱科技巨頭權力的新反壟斷立法，不謀而合。

　　Facebook和Twitter的前公關經理努•韋克斯勒(Nu Wexler)稱：政治上的復雜之處在于，一些公司不想激怒各州的總檢察長，因為總檢察長可能正在對企業展開反壟斷調查。”

　　互聯網民權組織“電子前沿基金會”(CFF)的網絡安全主管伊娃•加爾佩林(Eva Galperin)表示，事實上，這些公司可以采取許多措施，來限制執法人員在墮胎訴訟中使用其收集的用戶數據。

　　首先，他們可以控制所收集的數據，尤其是在墮胎和醫療保健方面。如果他們確實收集了這些數據，應該盡快刪除。此外，科技巨頭還可以允許人們使用相應的工具，不需要在自己的賬戶上附加真實姓名。

　　加爾佩林說：“將收集到的一系有可能導致犯罪的信息，直接與他們的真實身份聯系起來，這對弱勢群體尤其有害。”

　　另外，對于平臺上有關墮胎的宣傳和錯誤信息，倡導者還敦促科技公司改變他們的處理方式。

　　6月初，非營利組織“對抗數字仇恨中心”(CCDH)的一份報告顯示，在墮胎“觸發法”所在州，在谷歌搜索中搜索“墮胎服務”，11%的搜索結果會將用戶引導到根本不提供墮胎服務的“非醫療機構”，這些機構經常勸阻人們不要墮胎。對于谷歌地圖(Google Maps)服務，該比例更是高達37%。

　　為此，以參議員馬克•華納(Mark Warner)和眾議員艾麗莎•斯拉特金(Elissa Slotkin)為代表的國會議員還致信谷歌，稱谷歌不應該顯示反墮胎假診所的信息。或者，在顯示這些誤導性的結果時，至少要進行適當的標記。

　　對此，墮胎權倡導者指責反墮胎政客，稱他們散布錯誤信息，以迷惑人們什么合法，什么不合法。

　　墮胎權利倡導組織Reproaction的執行董事埃琳•馬特森(Erin Matson)稱，谷歌、Facebook等科技公司已經在提到疫情和疫苗的帖子上設置了新冠肺炎的科學信息鏈接，他們在墮胎問題上也可以這樣做。

　　一些倡導者還表示，這些公司應該徹底無視與墮胎相關的數據索求，但FTC主席的人工智能高級顧問梅雷迪思•惠特克(Meredith Whittaker)認為，讓科技公司做出必要改變，以阻止執法部門獲取墮胎方面的數據，這種可能性不大。

　　惠特克說：“監控廣告(Surveillance advertising)是科技公司商業模式的核心，這意味著收集、創建和利用數據是‘必選’”。還沒見過哪件科技巨頭為采取道德措施而破壞自家商業模式。